乘客酒后跳車受重傷 司機被控犯罪 法院：無罪!

　　凌晨2點多，兩名男子飲酒后打車，因為車資問題和的士司機發(fā)生爭執(zhí)。不料，在車輛行駛途中，其中一男子竟然從后座車窗直接跳車，結(jié)果摔成重傷二級。事后，檢方以司機涉嫌構(gòu)成過失致人重傷罪提起公訴。記者近日獲悉，本案經(jīng)廣州市白云區(qū)法院審理后，一審判決司機無罪。檢方不服，提起抗訴。廣州中院二審后維持司機無罪判決。

　　文/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章程 通訊員云法宣

　　基本案情：

　　醉酒打車后跳車摔傷

　　2016年7月20日2時28分，在越秀區(qū)沿江東路剛剛喝完酒的鄧某和朋友陳某，上了一部出租車，目的地是白云區(qū)江夏牌坊。到達目的地后，出租車司機李某提出全程車資為51元。但鄧某和陳某卻表示車資太高了，認為平時打車過來最多十幾元，而且司機并沒有將他們搭載到江夏牌坊，于是拒絕支付車資并下車打算離開。收不到車資的司機李某立即下車阻攔兩人，并撥打“110”報警。

　　在三人等待警察到來的過程中，司機李某表示已將兩人載到江夏牌坊，但醉酒的鄧某和陳某卻表示此處并非江夏牌坊，而且司機兜了路，要到目的地后才給錢，并強行坐上出租車后座。李某表示：“送你回始發(fā)地不要錢”。

　　車輛在途經(jīng)廣云路與黃石東路交界口時，鄧某突然要求下車并拉開其座位旁的右后方車門，被陳某阻止，李某遂鎖上車門總控裝置后繼續(xù)行駛。

　　其后，李某繼續(xù)駕車通過黃石東路交通崗駛?cè)朐瞥俏髀�，鄧某再次要求下車，李某沒有理睬繼續(xù)行駛。當車輛行駛臨近至前面一個交通燈時，鄧某突然從車右后門打開的車窗處跳出車外，陳某發(fā)現(xiàn)后要求李某停車。李某駕車繼續(xù)行駛幾百米后停下車，讓陳某下車，之后駕車離開。

　　經(jīng)鑒定，鄧某跳車后導致的損傷程度屬重傷二級。次日，李某接到交警部門通知后自行到案接受處理。對此，白云區(qū)檢察院指控認為，司機李某的行為應以過失致人重傷罪追究其刑事責任，提請法院依法判處。李某說：“我并不知道鄧某跳車了，是另一名乘客告訴我才知道，知道后沒有馬上停車處理是因為怕停車后，兩名乘客一起打我，于是便行駛一段路后停車。他們態(tài)度很惡劣，還喝了酒……”

　　法院裁判：司機無罪

　　白云法院經(jīng)審理認為，根據(jù)現(xiàn)有證據(jù)證實本案系因被害人鄧某拒絕支付車資引起的，鄧某的損傷亦是其自行從車后座車窗跳出所致，無證據(jù)證實被告人李某有危險駕駛或違反交通法規(guī)的行為。

　　被告人李某主觀上不具有過失，客觀上沒有實施直接致被害人受傷的行為，其駕車行為與鄧某的損傷結(jié)果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，檢方指控李某犯過失致人重傷罪不成立，故判決被告人李某無罪。

　　一審判決后，檢察院認為李某主觀上具有過失，且拒不停車的行為與被害人重傷的結(jié)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，對本案提起抗訴。

　　廣州中院二審認為，被告人李某在主觀上不具有過失，其客觀上也沒有實施直接致被害人受傷的行為，鄧某的損傷系其自行從乘坐車輛的后座車窗跳出所致，李某拒不停車的行為與被害人鄧某的損傷結(jié)果之間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。故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，證據(jù)確實充分，適用法律準確，審判程序合法。抗訴機關提出的抗訴理由據(jù)理不足，法院不予采納。故裁定駁回抗訴，維持原判。

　　釋疑：為何司機不構(gòu)成犯罪?

　　經(jīng)辦法官指出，本案中，李某與鄧某因車資引發(fā)糾紛，在鄧某多次要求停車但李某拒不停車的過程中，鄧某自行跳車導致重傷，李某不應當對鄧某重傷的后果承擔刑事責任。分析具體原因，主要有以下三點：

　　1.李某的行為與鄧某的重傷結(jié)果之間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。本案中，被告人李某與被害人鄧某因車資引發(fā)爭吵，在鄧某不支付正常車資的情況下，李某說了“送你回始發(fā)地不要錢”的話并繼續(xù)開車，該言行不足以產(chǎn)生對車內(nèi)的鄧某造成身體的實際傷害，也未將其身體與生命置于危險狀態(tài)，且車內(nèi)還有鄧某的朋友陳某同行，鄧某并非處于弱勢地位。

　　實際上是被害人鄧某自己的跳車行為將自己處于危險狀態(tài)，即使鄧某處于醉酒狀態(tài)，其認識和判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，但仍可以預見強行跳車可能會造成受傷甚至死亡的后果。被告人李某的言行并未對鄧某產(chǎn)生精神上的強制，被害人可以自由選擇跳車或者不跳車，故被告人李某的行為與被害人的重傷結(jié)果之間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。

　　鄧某基于自由意思選擇跳車并導致了重傷的結(jié)果，其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。

　　2.被告人李某不具有阻止被害人自行跳車的可能性。被告人李某作為一名出租車司機，其與鄧某之間形成了承運關系，其對乘客負有安全保障義務，但不能片面強調(diào)司機對乘客的義務，而忽視了乘客亦負有支付車資的義務。

　　李某選擇不停車的原因，是因為鄧某不支付車資，并在報警未能有效維護自己權(quán)益的情況下采取的私力救濟行為。鄧某通過拍打車窗要求停車未果的情況下，其打開車門自行下車，被同行的朋友予以制止，與此同時李某亦反鎖了車門。

　　從常理來看，在無法打開車門的情況下，鄧某再次跳車的可能性小。當鄧某選擇從車窗跳車時，同坐車后排的陳某未發(fā)覺，卻要求李某在安全駕駛的同時，時刻留心鄧某的行為并保障其安全，這種要求未免太過苛責。在當時的情況下，李某難以發(fā)現(xiàn)鄧某從車窗跳車行徑而予以制止，李某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。

　　3.認定被告人的行為不構(gòu)成犯罪更符合公眾的一般心理預期。為了合理明確刑法處罰范圍，對于涉及罪與非罪、重罪與輕罪邊緣的行為，應適當結(jié)合一般人的生活和社會常理作出判斷。被告人的行為并未直接造成被害人輕傷以上的后果，亦沒有對身體造成侵害的現(xiàn)實風險，甚至與被害人的身體都沒有直接接觸，被告人有選擇是否跳車的自由，對僅具有關聯(lián)性的行為定罪處理將會擴大刑法的處罰范圍，壓縮社會公眾的自由空間，無罪處理更能獲得社會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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