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秋雨黔東南考察手記：也許是歸程

2012-06-15來源：多彩貴州印象作者：余秋雨

一

　出走那么多年，想得最多的還是那個老問題：“我從哪里來？又到哪里去？”

　開始時覺得這個問題很簡單。從哪里來？從書房、講臺、官位走出來；到哪里去？為尋找中國文化的廢墟而去。

　而且，由于這一來一去都逆著潮流，內心的把握就更加明確。十余年前的當時，離開文壇和官場是不可思議的，除非是出國。但是，我擦著別人的肩脖正好走了好幾個反方向。這就像在擁擠的車站碼頭，一個人的倒行逆施必然引來無數的沖撞和白眼，而每一個沖撞和白眼都讓他重新考慮一次自己的選擇。走著走著，肩脖沒有了，人流不見了，四周越來越安靜，抬頭一看，大漠荒荒，黃沙茫茫。

　我知道那里埋藏著從先秦到漢唐的氣息，那里正是我要去的地方。

　但是，十幾年邊走邊停、邊看邊想，我漸漸迷路。我突然發(fā)現出發(fā)時撥定的“心理羅盤”指反了。那些遠年廢墟，并不是我“去”的地方，而是我“來”的地方。

　那么，我究竟要到哪里去？

　來路，越走越清晰；去路，反而越走越迷惘了。

　　二

　越走越迷惘，這早已不是我個人的問題。

　既然來路是先秦和漢唐，那么，我的身邊和身后，也就漸漸熱鬧。

　凡是當年我獨自尋訪的冷僻地方，只要寫成文字發(fā)表，總會引起人群的集結。從我出發(fā)的甘肅高原諸地，到都江堰、天一閣、天柱山、青云譜、平遙、承德、周莊……每天都有不少這樣的旅行者。甚至，連當年與我面對面擦肩而過的出國人潮中，也有很多人回來，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。

　這并不說明我的文章有多大的力量，而只是表示，想弄明白“我從哪里來”的中國人越來越多。我為這個問題早走了幾年，于是大家追過來了。

　但是，這種有趣的情景也給了我一種巨大的責任。必須再走一些地方，看看有沒有可能在“我到哪里去”的問題上，作一點探索。

　為此，我又走了很久，走得很遠。

　直到后來，我在云貴高原深處發(fā)現了一些人跡，一些炊煙，一些歌聲，才在心頭隱隱自問：這里，也許是歸程？

　我還沒有找到答案�？赡苡肋h也找不到。那就先向信任我的讀者，交代一下產生這種歸程感的原因。

　　三

　這是翠綠群山間的一個小盆地，盆地中間窩著一個幾百戶人家的村寨。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腳樓，此刻正朦朧著灰白色的霧氣和炊煙。把霧氣和炊煙當作宣紙勾出幾筆的，是五座俏拔的鐘樓。

　鐘樓底層開放通透，已經擁擠著很多村民和過路客人，因為在鐘樓邊的花橋上，另一些村民在唱歌，伴著蘆笙。

　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橋的石階上，唱出來的是多聲部自然和聲，沉著、柔和、悅耳。這些村民有一年被選到法國巴黎的一次國際合唱節(jié)里去了，才一開口，全場屏息，第二天巴黎的報紙紛紛評論，這是中國所有歌唱藝術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種。

　村民們沒有聽過太多別的歌唱藝術，不知道法國人的這種評論是不是有點夸張。但他們唱得比平時更來勁了，路人遠遠一聽就知道：咳，侗族大歌！

　不錯，我是在說一個侗族村寨，叫肇興。地圖上很難找得到，因此我一定要說一說它在地球上的準確方位：東經109°10’，北緯25°50’。經緯交匯處，正是歌聲飄出的地方。

　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橋就像一般所說的“風雨橋”，很大，筑有十分講究的頂蓋，又把兩邊的橋欄做成兩溜長椅。不管風晨雨夕還是驕陽在天，總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觀看河景，說說笑笑。此刻，橋頭的石階變作了臨時舞臺，原來坐在橋欄邊的村民沒有起身，還是坐著，像是坐在后臺，打量著自己的妻子、女兒、兒子的后腦勺。

　這些站在橋頭石階上唱歌的村民中，不同年齡的婦女都穿上了盛裝。中年婦女的服裝比較收斂，是黑色為底的繡花衣，而站在她們前面低一級石階上的姑娘們，則穿得華麗、精致，配上一整套銀飾簡直光彩奪目。據說，姑娘們自己織繡多年的大半積蓄，父母親贈予她們的未來嫁奩，都凝結在這套服裝中了。這里的財富不隱蔽，全都為青春在叮叮當當、閃閃爍爍。

　領唱的總是中年婦女，表情比較嚴肅，但她們的歌聲在女兒輩的身上打開了歡樂的閘門。我一遍遍地聽，當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邊輕輕地介紹著歌曲內容，兩頭聽下來終于明白，這樣的歌唱是一門傳代的大課程。中年傳教給青年，青年傳教給小孩，歌是一種載體，傳教著人間的基本情感，傳教著民族的坎坷歷史。像那首《珠郎和娘梅》的敘事長歌，就在向未婚男女傳教著什么是愛情，什么是忠貞，為了愛情與忠貞應該作出什么樣的抗爭，付出什么樣的犧牲。

　歌聲成了民族的默契、村寨的共識、世代的叮嚀。但是，這種叮嚀從來不是疾言厲色，而是天天用多聲部自然和聲完成。這里所說的“多聲部自然和聲”已不僅僅是一個音樂概念，而是不同年齡間的一種共同呼應、集體承認。這里的課本那么歡樂，這里的課程那么簡明，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，這里的考試那么動人。

　這所永恒的學校，大多以女性為主角。男性是陪襯者，唱著雄健有力的歌，作為對母親、妻子、女兒間世代叮嚀的見證。他們更以蘆笙來配合，不同年齡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著大小不一的蘆笙，悠悠揚揚地攙扶著歌聲走向遠處。女性們獲得了這樣體貼的輔佐，唱得更暢快了。

　我聽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幾年的外來人說，在這里，幾乎每天在輕輕的歌聲中醒來，又每天在輕輕的蘆笙中睡去。我一聽就點頭，因為我這幾天住宿的那家干凈的農家旅館，邊上就是一條河，永遠有一群一絲不掛的小男孩在游泳，邊游邊唱。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們不唱，只向小男孩們潑水。她們是主角，是主角就不輕易開口。明天，或者后天，她們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橋石階的最低一級與大人們一起歌唱了。那些小男孩還站不上去，只能在一邊學吹最小的蘆笙。

　我們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臺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，但到這里才知道，歌唱在這里不是什么“余興節(jié)目”，而是全部生活的起點和終點，全部歷史的凝煉和傳承，全部文化的貯存和展開。

　　四

　歌聲一起，吊腳樓的扇扇窗子都推開了，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聽。這個畫面從鼓樓這里看過去，也就成了村寨歌會的遼闊布景。

　石橋、小樓、窗口，這本來也是我家鄉(xiāng)常見的圖像。豈止是我家鄉(xiāng)，幾乎整個江南都可以用這樣的圖像來概括。但是，今天在這里我發(fā)現了一個重大差別。江南石橋邊樓房的窗口，往往有讀書人在用功。夜間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只有窗口猶亮，我歷來認為，那是文明傳承的燈火。

　我也曾經對這樣的窗口燈火產生過懷疑：那里邊攻讀的詩文，能有幾句被窗下的鄉(xiāng)親知曉？如果說，這些詩文的功用，是浮載著書生們遠走高飛，那么，又留給這里的鄉(xiāng)親一些什么？

　答案是，這些書生不管是發(fā)達還是落魄，不管是回來還是不回來，他們誦讀的詩文與故鄉(xiāng)村莊基本無關。因此，河邊窗口的燈光對于這片土地而言，永遠是陌生的，暫駐的，至少，構不成當時當地的“多聲部自然和聲”。

　侗族長期以來沒有文字，因此也沒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讀的詩文。他們的詩文全都變成了“不著一字”的歌唱。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，但是我們記得，連漢族最高水準的學者都承認，“不著一字”極有可能是至高境界。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，只是對自己作一個提醒：從最宏觀的意義上看，在文明演進的慣常模式之外，也會有精采的特例。

　不錯，文字能夠把人們引向一個遼闊而深刻的精神世界，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承擔非常繁重的訓練、校正、紛爭、一統的磨煉，而磨煉的結果也未必合乎人性。請看世間多少麻煩事，因文字而生？精熟文字的魯迅嘆一聲“文章誤我”，便有此意。如果有一些地方，不希罕那么遼闊和深刻，只愿意用簡潔和直捷的方式在小空間里淺淺地過日子，過得輕松而愉快，那又有何不可？　　可以相信，漢族語文的頂級大師老子、莊子、陶淵明他們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，一定會稱許有加，留連忘返。

　與他們不同的是，我在這里還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種缺陷，那就是漢族的飽學書生幾乎都不擅于歌舞，更無法體驗其中的快樂。太重的學理封住了他們的歌喉，太多的斯文壓住了他們的舞步。生命的本性原來是載歌載舞的，在他們身上卻被偏狹的智能剝奪了大半。

　歐洲的文藝復興，其實是對于人類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確認，從奧林匹亞到佛羅倫薩，從維納斯到大衛(wèi)，文字都悄悄地讓了位。相比之下，中國的書生作了相反的讓位。只有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(qū)，才會重新展現生命的更本質方面。

　　五

　花橋石階上的歌唱一結束，有一個集體舞蹈，歌者和觀者一起參加，地點就在寬敞的鼓樓底下。這時才發(fā)現，在集體舞蹈圍繞的圓心，也就是在鼓樓的中央，安坐著一圈黑衣老者。

　老者們表情平靜，有幾個抽著長長的煙竿。他們是“寨老”，整個村寨的管理者群體。一個村民，上了年紀，又德高望重，就有資格被選為寨老。遇到村寨安全、社會秩序、村民糾紛、節(jié)日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，鼓樓的鼓就會擊響，寨老們就會聚集在這里進行商議。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，商議由他主持。寨老們做的決定就是最后決定，以示權威。

　寨老們議事也有既定規(guī)范。由于沒有文字，這些規(guī)范成為寨老們必須熟記的“鼓詞”——鼓樓下的協調規(guī)則，聽起來很是有趣。石干城先生曾經搜集過，我讀到了一些。其中一段，說到村寨的青年男女們在游玩中談情說愛是理所當然，而過度騷擾和侵犯卻要受到處罰，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詞的風格。且引幾句——

　還有第二層，

　講的是男女游玩的事。

　耳邊插雞尾，拉手哆耶，

　墻后彈琵琶，相依唱歌，

　依身在門邊，細語悄言，

　不犯規(guī)矩，理所當然。

　倘有哪個男人伸腳踩右，伸手摸左，

　狗用腳爬，貓用爪抓，

　摸腳掐手，強摘黃花，

　這類事，事輕罰酒飯，

　事重罰金銀，罰他一百過四兩。

　這種可愛的規(guī)矩，本來就包含著長輩的慈祥口氣，因此很有禪性。真正處罰起來，還要看事端的性質和事主的態(tài)度，有所謂“六重六輕”之分，因此就需要寨老們來裁決了。但是，處罰也僅止于處罰，沒有徒刑。因為這里的侗族自古以來都沒有警察，沒有監(jiān)獄，當然更沒有軍隊。

　寨老不是官員，沒有任何特權。他們平日與村民一樣耕種，養(yǎng)家糊口，犯了事也一樣受到處罰。他們不享受錢物方面的補貼，卻要承擔不小的義務。例如外面來了一些客人，他們就要分頭接到家里招待。如果每個寨老都接待了，還有剩余的客人，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負責了。

　“因此，一位長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，首先要征得家里兒女們的同意，需要他們愿意共同來承擔這些義務性開支。”兩位年輕的村民看我對寨老的體制很感興趣，就熱情地為我解釋。

　我一邊聽，一邊看著這些黑衣長者，心想，這就是我心中長久向往的“村寨公民社會”。道家認為，一個社會，機構越簡負累也越簡，規(guī)則越少邪惡也越少。這個原則在這里得到了最好的體現。

　我所說的“村寨公民社會”，還包括另一番含義，那就是，村寨是一個大家庭，誰也離不開誰。到街上走走，總能看到很多婦女一起織一幅布的情景。這里的織布方式要拉開很長的幅度，在任何一家的門院里都完成不了，而是需要四五家婦女聯手張羅。這到底算是一家織布幾家?guī)兔Γ€是本來就是幾家合織？不太清楚。清楚的是，長長的棉紗把好幾家人家一起織進去了。

　織布是小事，遇到大一點的事情，各家更會當作自己家的事，共同參與。

　更讓外來者驚訝的是，家家戶戶收割的糧食都不藏在家里。大家約定放在一個地方，卻又都不上鎖。一位從這兒出生的學者告訴我，在侗語中，根本沒有作為名詞或動詞的“鎖”的概念。

　入夜，我站在一個杉木陽臺上看整個村寨，所有的吊腳樓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色，不分彼此。這樣的村寨是真正平靜的，平靜得連夢都沒有。只待晨光乍露時第一支蘆笙從哪一個角落響起，把沉睡了一夜的歌聲喚醒。

　　六

　我所站立的杉木陽臺，是農家旅館的頂層三樓，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。但我越來越覺得，對于眼下的村寨，萬不能采取居高臨下的考察視角。在很多方面，它比我們的思維慣性要高得多。如果說，文化生態(tài)是一門最重要的當代課程，那么，這兒就是課堂。

　當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，便在一旁勸說：還是多走幾個村寨吧。

　我立即起身，說：快！

　離肇興不遠，有一個叫堂安的寨子。我過去一看便吃驚，雖然規(guī)模比肇興的寨子小，但山勢更加奇麗，屋舍更有風味。這還了得，我的興頭更高漲了，順著當地朋友的建議，向西走很遠很遠的路，到榕江縣，去看另一個有名的侗寨——三寶。

　一步踏入就站住了。三寶，實在太有氣勢。打眼還是一座鼓樓，但通向鼓樓的是一條華美的長廊，長廊兩邊的上沿，畫出了侗族的歷史和傳說。村民們每天從長廊走過，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艱辛慰撫了，又把民族的千年腳力承接了。這個小小的村寨，一開門就開在史詩上，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馬。

　鼓樓前面，隔著一個廣場，有一排榕樹，虬勁、蒼郁、繁茂，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邊。后面的背景，是連綿的青山，襯著透亮的云天。這排榕樹，是力量和歷史的扭結，天生要讓世人在第一眼就領悟什么叫偉大。我簡直要代表別的地方表達一點嫉妒之情了：別的地方的高矗物象，大多不存在歷史的張力；別的地方的歷史遺址，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綠色。

　在這排大榕樹的左首，也就是鼓樓的右前方，有一座不大的“薩瑪祠”。薩瑪，是侗族的大祖母，至高無上的女神。

　我早就推斷，侗族村寨一定還有精神皈依。即使對寨老，村民們已經給予了輩份性、威望性的服從，卻還不能算是精神皈依。寨老會更替，世事會嬗變，大家還是需要有一個能夠維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，現在看到了，那就是薩瑪。

　問過當地很多人，大家對薩瑪的由來和歷史說法不一，語焉不詳。這是對的，任何真正的信仰，都不應該被歷史透析，就像再精確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。

　我問村里幾位有文化的時尚年輕人：“你們常去薩瑪祠嗎？”

　他們說：“常去。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。”

　我問：“如果鄰里之間產生了一點小小的矛盾，你覺得不公平，會去找村里的老人、智者去調解，還是找薩瑪？”

　他們齊口同聲：“找薩瑪。用心默默地對她訴說幾句。”

　他們那么一致，使我有點吃驚，卻又很快在吃驚中領悟了。我說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們看我猜得對不對。找公平，其實是找傾訴者。如果讓村里人調解，一定會有一方覺得不太公平。薩瑪老祖母只聽不說，對她一說，立即就會獲得一種巨大的安慰。”

　他們笑了，說：“對，什么事只要告訴她了，都成了小事。”

　就這么邊說邊走，我們走進了薩瑪祠。

　我原想，里邊應該有一座塑像，卻沒有。

　眼前是一個平臺，中間有一把小小的布傘，布傘下有很多鵝卵石，鋪滿了整個平臺，平臺邊沿，有一圈小布人兒。